张宏海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一审辩护词
合议庭：
我们参与法庭辩论，完全是基于对诸位法官的尊重，这决不表示我们认为今天法庭调查的程序合理合法。
我们担任张案的辩护律师，时在一审庭审终结宣布休庭定期宣判之后，当时主要是考虑到法庭会因案件的特殊而请示上级，需要时间，故除了依法与被告人交谈两次外，未再履行其他辩护职责，以免对法庭形成干扰。不意休庭15个月之后，法庭并不宣判，却以控方有证“需要进行法庭调查”为由，通知开庭进行“质证”。其他三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一致指出：这是程序上的“回归”，属于合议庭的专断，于法绝无根据，仅仅是出于维护当事人权利的考虑，参加了法庭活动。我们支持这个观点，赞同他们的立场。
问题的严重性在于：这次重新开庭调查质证的新证，只有一份书面材料，即国安局2001年5月31日形成的《工作说明》。这怎么会是“新证”呢？我们有理由要求公诉人回答：既然你们认为这是一份重要证据，当年9月28日第一次开庭前为什么不移送，开庭时为什么不出示？公诉人说：“按照法律规定，我们什么时候提出证据都可以。”不对！法律哪有这种规定？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（试行）》中明确规定：“诉讼各方向法院提交证据应当有时间的限制”（13条），“举证期限，……最迟不得超过开庭审理的日期”（100条，68条）。对此，另有重要“说明“，内容要为：“无正当理由在规定或指定的期限内拒不提举证据的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后果”。该“说明”还着重指出：“若无任何法律后果，举证期限将形同虚设。”我们在北京辖区内办理案件，参加诉讼，谁都没有理由不执行这些规则。
关键在于：控方举出的《工作说明》根本没有作为充当证据使用的条件。分三点详予说明：
第一、该《工作说明》是说明者与接受者之间工作关系的解说或诠释，它只能起着他们之间一致认同的某种作用，并不适用于其他任何“第三者”。进一步说，说明不是证明。任何机关（即使有特殊的权限）的“工作说明”，不经有权机关依法认可，对外都没有约束力。
第二、从内容上说，这是国安局写给检察院的“工作说明”，意在说明被告人有犯罪活动。其中涉及5次“聚会”，但只有三次有国安局“线人”的书面汇报可“证”，其余两次则只有“说”，并无“证”，检方全盘收受，又不要求补侦，这不仅说明其内容决非真实可靠，而且证明着检方起始并未视之为可信的证据，因而直至开庭也未移送法庭。
第三、从形式上看，如果把它作为公文性书证，则因其不符合制作公文的规范性要求，缺乏书证要件，故失去了证明的效力。
总之，这份《工作说明》不是书证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。至于作为“说明”附件的李宇宙“书面陈述”中涉及的内容，因受到四位被告人先后一致的拒绝，斥为不实，我们要求传唤李宇宙到庭质证。否则，这种未经合法质证的孤证，当然不具有证据的效力，对此无可争辩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认为有必要指出：李宇宙陈述中，有指摘我们的被告人张宏海污蔑共产党、攻击解放军的言论，借以表明“颠覆罪”能以成立。但是，起诉书未作指控，一审审理终结15个月之后，检方却举为“证据”，意图证明张宏海有罪，这岂不是“欲加之罪”么？请问公诉人，您们为什么这么做？
审判长：借这个机会，我们要对起诉书的内容提出辩驳，为张宏海辩，分三点说明——
一、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有罪的核心问题是，张宏海等人“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学会组织，制定了组织章程，宗旨为‘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’……”。恰恰是在这一核心问题上，我们与公诉人存在着尖锐的分歧。事关重大，申辩如下：
第一、泛指“新青年学会”非法，却举不出一项视为或可以定为“非法”的根据，仅有空言，凭什么给人定罪？如此罗织，还怎么能使公民享有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的结社自由？
第二、“新青年学会”的性质，体现在该学会的章程和它的宗旨中。这个章程，既没有非法的提法，又没有违法的规定，从它的“宗旨”中更找不出“颠覆国家政权”的动机与目的，怎么可以据以定罪呢？应当指出，把“探索社会改造”作为犯罪的指摘，近似荒唐。只要有社会，不管属于哪个类型，就需要改造；改造社会使之趋向完善是项永恒的任务，张宏海等持“积极”态度，应加以鼓励而不该无端指控！
第三、案中材料表明：“新青年学会”草创后，尽管有人提出过“在全国设立分会”的“主张”（引文均见〈起诉书〉），但它一无人员，二无经费，三无办事机构，四无会址，五无任何团体与之联络支持，纯属一个自学、自律、极其松散的学习性小团体的雏形，与一般的“读书会”没有本质上的不同。更何况它早在有关方面立案侦查之前已经宣告解散，“分会”之议也化为烟云，有什么理由还要对这样的“组织”定性为“非法”而要对其成员治罪呢？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有错，例如有人会说“没有注册”之类，但错不是罪，有错改了也不行么？
起诉书说：“该组织进行了分工，……张宏海为干事”。即使如此，也不构成犯罪。问题不在于有“分工”，而在于干什么事。从整体上说，“学会”从草创到解散，无人干“颠覆政权”之事；就张宏海而言，他作为一个“干事”，据靳海科的陈述，也仅止于“召集开会”，会议内容与罪无关，召集者又何罪之有？
二、据起诉书，张宏海等人“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，筹备创办互联网站和刊物，……规定了使用暗语等策略”，“妄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”。这段话其实就是“新青年学会”的全部“颠覆”行为。其中的发表文章，拟办网站、筹备刊物，都是公民应有的合法的正常的活动，与罪行毫无关连，无须申辩。关于“使用暗语”一节，似是惊人之笔，说穿了无非是三、四个青年想使用化名、笔名写点文章，不愿张扬而已，起诉书以所谓的“策略”冠之，企图造成一种确有阴谋暗藏的印象，真的是“何患无词”了。公诉人以国家检察机关的名义，用这样的内容和言辞，强行加罪于无辜，太过分了。试看上述的四种行为，有哪一种能与“颠覆政权”沾边！
三、起诉书说，张宏海等人提出“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主”，“结束老人政治，建立青年中国”，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，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。对此，也有三点辩驳——
第一，这条指控的第一个论据是“实施……假民主”问题。请允许我们冷静地理性地结合现实政治生活提出一个问题：我们这些年来搞过“假民主”没有？我们搞得还少么？远的不说，三天前，本月18日，《读书周报》转发了本期《炎黄春秋》刊发的迟泽厚的《我亲历的中共“九大”》，具体地揭示了“九大”公开地大搞假选举即“假民主”。迟文写道：“各代表团受领任务：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，落实到人头；各代表团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，必须以三忠于的高度，以党性保证，按照要求投票。”结果毛泽东以1510票全票当选，朱德809票，陈毅867票……。面对如此严酷的事实，回顾当的历史，能不感到震撼。当代有志于民主的青年学子提出批评，即使语含刺激，难道不该予以认同，怎么反倒弄成“推翻党的领导”了呢？
第二、这条指控的第二个论据是“结束老人政治。”公诉人不会不知道，“结束老人政治”是邓小平的一条重要思想，因其正确，故为“十六大”全盘接受，付诸实施，如果硬要说宣传“结束老人政治”就等于“颠覆政权”，试问这是把矛头指向何人了呢？起诉书的指控何其荒谬，还用证明么？
第三、指控涉及的两条论据与“社会主义制度”问题没有牵连，乱凑罪状，硬加上了。这样的指控，已是不值一驳了。
概括地说，“新青年学会”成员的上述言论，反映出他们对现实问题进行“探索”的朝气，当权者的责任是积极引导，使其对“改造社会”起到更加良好的作用，而决不应该予以扼杀，甚至意图以法绳之。即使其中有人说了错话，不是也应施以教育，使其纠正么？而每个个人可能发出的“错话”，又都不能视为“学会”的意思和意志，这是无须说明的。
诸位法官：我们的辩驳有理有据地证明：起诉书的指控，扭曲了、颠倒了事实，通篇没有一点可信的“有罪证据”因而指控不能成立，理应予以驳回。张宏海无辜被关押已长达两年有余，超期羁押，超越审限，相当严重。审判长指示我们：再次延期审理之后，已向高院“备案”，按高院规定，“备案”之后可不以超期论。我们对这一“备案”之说不敢苟同，因为它实在没有法律根据。我们吁请合议庭还他以自由，让他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罢。宣判之前，请求允准我们前已提出的“取保候审”的申请。
辩护律师：张思之 阎如玉
2003年4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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